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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翰墨千秋》孔可立书法艺术品鉴
  • 来源:新浪收藏
  • 时间:2017-11-25

 

  [人物介绍]

  孔可立,字繁儒,号知勚斋主,祖籍山东,世居河南和湖北。1948年出生书香世家,至圣先师第74代后裔孙。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书法艺术专业,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专业研究生。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书画院研究员,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,中国书协书法培训教授,武汉市书法家协会顾问,湖北省和武汉市优秀政协委员,武汉大学客座教授,民革武汉书画研究院院长,中国文物协会会员,中国历史博物馆画廊艺术委员,中国收藏家协会书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,湖北省收藏家协会顾问。自三岁起,在父亲的教诲下,诵读经史典籍、研习流芳墨韵,练习书法,继师金月波、黄亮、邓少峰、王霞举诸位大师和欧阳中石先生。书作出篆入分,结体新奇,气势开张,别有意趣。亦擅篆刻,广泛涉猎秦玺汉印、封泥瓦当、碑额钱币等,以刀代笔,臣着酣畅,通碑融帖,独辟蹊径。已在中国美术馆、上海朵云轩、香港艺术中心、台湾、新加坡、新西兰等地举办个人书法篆刻展20余次,广获赞誉,培养学生逾万人。中央电视台、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为其摄制两集传记片《写意人生——孔可立》,受到国内及国际舆论的高度评价。

 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,书法不仅注重文字的视觉印象与审美意味的表现,还关切与彰显着人的内在精神与传统文化。在孔可立的书法艺术之中,我们既看到了其对严谨法度的遵循与恪守,同时也可以发现不乏灵动与率性的个性挥洒。更为重要的是,一种文化的张力在法度与意象之间油然而生。而且,尚法与尚意在他的艺术创作中相得益彰,共同构建着他的书法艺术的风格与审美旨趣。正是这种文化张力,不仅使孔可立的书法形成了特有的艺术魅力,并由此构成了他艺术表现的独特精神特质。

  书法作为一种关于书写艺术之法度,对法度的严格遵照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规定,而对法度的理解与把握就成了书法学习与创作的基础。孔可立先临习了颜真卿的楷书,后又潜心于金文、石鼓、小篆、汉隶,以及魏晋六朝的摩崖石刻的研习。但这种临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外在形似,而是不断揣摩以至于得心应手甚至心领神会,其实这也是书法艺术的意境生成的基本过程。一切艺术所依凭的法度与表现规则,其实都不是僵死的、封闭的与固定不变的,甚至可以说法无定法乃为艺术之至法。

  因此,如果只是仅仅遵守了一般的法度,而缺乏自己独特的思考与艺术表现,也是不可能建构具有自己风格的书法艺术的。天然造化与率真之于艺术极其重要,因为这无疑是格调高妙而不低俗的根本性前提。正如庄子所说,法天贵真,不拘于俗。书法艺术的创作既有法度可依,但同时又不可拘泥于既成的规则,因为一切法则都是历史性沉淀并生成自身的。书法创作上的率性、自由与充满生气,绝不是那些毫无法度的任意与草率行为。笔法上的师古与拓新的渗透与彼此交融,在孔可立的艺术创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。

  在书法艺术的表现上,孔可立主张厚积薄发与心性的修炼,他的创作也因此颇具精神定力与文化底蕴。实际上,孔可立对法度的尊崇与坚守,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一特定书法门派,而是致力于在各家风范之中兼收并蓄,并力图基于自己的审美经验而加以重构。他的创作不仅古拙、雄浑与典雅,往往还收放自如、意趣橫生。在书法作品里,千姿百态与性状各异的笔画与结构颇富情趣。在篆隶楷行草的书写中,艺术家既使各体显现出自身的特别情志与意味,又让不同的书体在气韵上发生勾连与贯通。

  在这里,对艺术法度的临习、领会与表现,也是一种对意志与精神的磨练与砥砺,以及对人的性情、心灵的陶冶与文化建构。在依凭谨严法度的基础上,孔可立的书法产生了一种发自力与势的冲击感,从而生成出既传统又现代的精神与文化关涉。不同于基于视觉表象的一般摹仿,书法对法度的领悟揭示了艺术内在的精神图式之所在。在质朴、纯正、厚德与雅致、逸趣、灵气之间,孔可立力图破解既有的冲突以寻求一种审美的和解,但这种和解又离不开法度与意象之间的文化张力的生成性建构。

  在对传统艺术与思想的传承上,孔可立的书法既具有儒家的“中和”、道家的“超然”,还不乏佛家的“空灵”等精神特质,以及文字里所灌注的民族性与文化上的整体感。在艺术创作过程中,独到的理解与表现既以对法度的把握为基础,又必须超越一般的研习而走向自己的独创。书法所表现出的意不离法与法不碍意,显然是他艺术创作的精神旨归与文化诉求。其实,艺术创新的根本性要义也许在于,基于而不是墨守任何意义上的法度与成规,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法度加以创造性的回应。

  实际上,孔可立虽然非常注重习碑临帖,但他并没有止于对法度的一般坚守上,而是着力通过自己的思考与艺术探索实践,对书法的传统框架与书写范式加以突破,以实现自己在书法艺术上独特的创造与表达。孔可立的书法结体气势开张,同时又新奇而有韵致。在粗与细、虚与实之间,呈现出的是彼此的关联与笔势上的呼应。在孔可立那里,大巧若拙与计白当黑显示出了一种别样的理趣。用笔显得既厚重、内敛,又晓畅、超拔,还有一种圆润与飘逸之感,这些无不源于外师造化、中得心源的审美与心灵建构。

  此外,孔可立以刀代笔,其篆刻艺术沉稳酣畅。与此同时,书法与篆刻、收藏之间的交织与互文,构成了他丰富多彩与别有情趣的艺术世界。法度之所以成为法度,都是在化中不断生成与成为自身的,并在创作中化为各种新的艺术表现与审美经验。在法度的规定与基础之上,艺术家充分结合了自己的艺术经验与创作体会,对法度及其在社会与文化语境里的体认加以观照。而且,动与静的彼此相生、由技向道的化境都在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正如苏轼所说,出新意于法度之中,寄妙理于豪放之外。

  通过观赏可以感受到,孔可立书法的章法与布局,既有严格的讲究,同时还富有变化。作品的这种因法度深稳而内聚的精神图式,又显现在关切于视觉的审美与文化里,而这无疑是与他的修为和先圣遗风分不开的。作品开合有序、张弛有度,还有独特的审美趣味。在法度与意象之间保持一种文化的张力,一直是孔可立创作中至关重要的艺术宗旨。当然,这种文化张力又是经由多视角与多维度来建构的。尤其是,在形与神之间、礼与逸之间,这种张力都得到了独到的揭示与阐明,并在书法创作中表现得格外的生动与极富意境。

  张贤根,教授,武汉纺织大学时尚与美学研究中心主任,湖北省美学学会副会长、秘书长,中华美学学会会员,欧洲美学学会会员。)

  [责任编辑:李超]

  孔可立书法读后感

  吾国书学,源远流长,蔚为大观。至清代后期,阮元著《北碑南帖论》,包世臣著《艺舟双楫》,分言碑学与帖学,并以碑先于帖,东晋钟繇、王羲之诸人之帖皆由碑之写法演变而来,唐人学钟王之帖作书亦与碑有关,概莫能外。此说为中国书学史上之一大进展,由是尊碑之风大盛。继仓氏之后,康有为著《广艺舟双楫》,畅论尊碑之旨。除秦刻石及汉碑外,详述魏晋南北朝诸碑,尤尊南碑及魏碑,激赏其无美不备。虽然仓氏及康氏均对唐人书法成就多所贬抑,不免偏激,而其言实在教学书者广开眼界,取法魏晋南北朝诸碑而自创一体,不为唐人所囿,终生寄唐人篱下,局促无所成,用心亦甚可嘉。观吾国书法,先有甲骨文,次有铸于钟鼎上之金文,秦初始有刻于石上之石鼓文。自秦始皇统一六国,李斯于峄山泰山诸名山刻石以颂始皇之德,于是立碑刻石记功之风兴焉。汉承秦制,亦以碑刻石记功,惟书体则由秦之小篆一变而为隶书,且穷极隶体之美,开书法史之新篇。汉世名碑迭出,至东汉而极其盛。要之,书法用于刻石记功,打开吾国书法创造之广阔天地,其功甚伟。由是书家辈出,各显身手,令人目不暇给,非前代可比矣。至于帖之始,余以为当源于战国时之简帛书,自东汉发明造纸,始有书于纸之帖,如东汉时人陈遵,给人书信,以其书法甚美,得之者皆珍藏而欣赏之。至东晋,纸更易得,加之晋禁立碑,故出于纸上之帖骤然兴焉。然钟、王楷书之写法实源于魏碑,行草则源于汉世。盖魏碑虽尚有隶意,实已由汉隶转为后世之楷书。其用笔融会篆之圆笔与隶之方笔,方圆并用,结体亦因之突破隶书之约束,较隶书更显自由而多变化。后世所说永字八法,此时均已具备,与隶书有别之楷书之美于兹宣告确立。观现存张猛龙、元倪、张黑女墓志可知矣。楷书既立,八法具备,则行草必随之大进无疑焉。又晋虽禁立碑,然边陲之地云南仍有立碑者,如其地发现之爨宝子碑即为不可多得之名碑。其用笔结体亦已由隶书转为楷书,惟用笔则隶意尚浓。

  吾国当代书法,以二王帖学及唐碑为主,虽有少数书家攻习甲骨文及金文,而于碑学,则除汉碑之外,罕有深研魏晋南北朝诸碑者。此实为吾国当代书法创新资源之一大缺失。孔可立先生碑帖兼能,而尤致力于碑学。数十年来,遍临汉魏晋南北朝诸名碑。心摹手追,孜孜不倦,可谓当代书家中碑学之传人矣。孔氏于诸碑中,又特喜爨宝子碑。此碑康有为评为朴厚古茂,奇姿百出,甚是。孔书师其意,又益以汉碑之法用之书《千字文》等作,既得其“朴厚古茂,奇姿百出”之风,又更显平正精密。观其用笔,厚重挺拔而不迟滞,结体则长短粗细疏密无不精当。诚如仓世臣于《艺舟双楫》中述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之言“字画疏处可以走马,密处不使透风,尝计白以当黑,奇趣乃出”。余甚叹赏,以为此种境界,当代书家中实不多见也。孔书粗笔之作,多师爨宝子碑,细笔则取法魏碑中用笔较细者,复益以篆意,痩硬而有飘逸之致,自创一体。虽为楷书,然非唐楷,如康有为所言,“不寄唐人篱下”。其所书老子《道德经》及《孙子兵法》,为此类作品之代表。孔氏又曾反复临写汉魏名碑多种,既得其风神,又复自出机杼,不以酷肖为能事者也。孔氏于篆书亦大有成就,篆法精谨,而笔势飞动如草书,其所书长文诸葛亮《出师表》可为此类作品之代表。后又曾临石鼓文,则与前所作篆书异趣,予人以古朴肃穆之感。虽不及吴昌硕临本气势雄强,而篆法一丝不苟,行笔圆转流畅,或更能得石鼓之意态耶?孔氏非不能作雄强之笔势,盖不欲以此临石鼓耳。余于今年首次参观孔氏书展,许其为当代卓然自立之书家,故写出所得印象,以俟知者,或于当代书法之研究与创新不无小补焉。

  公元二千零一十二年七月十五日刘纲纪草于武大珞珈山之勉斋,二十七日稍改书之。年老腕弱,不成书也。

  文/刘纲纪

  (中国美学大师,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)

  [责任编辑:李超]

  来源:微信公众号(搜狐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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