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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风眠给蔡元培的十封信
  • 来源:雅昌艺术网
  • 时间:2018-04-16

林风眠给蔡元培的十封信:90年过去,艺术教育更好了吗?

  “现既不能留京,又无旅费南下,进退维谷,一筹莫展。弟素寡交际,此穷困之时尤无办法。先生知我,故特冒昧商借二百元为维持家计及南下旅用

  一张泛黄的“国立艺术专门学校专用笺”上,浓淡不均的笔墨抑扬顿挫,很明显,作者的情绪并不稳定。(此信源自蔡元培之子蔡英多于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校庆之际的捐赠,共十余封。)

  这封信的书写者是林风眠,彼时,他刚愤然辞去国立北平艺专校长职务不久,寓居于西城都城隍庙街花园宫胡同里,既无工作,又无生活来源,虽蒙蔡元培邀约南下,却身无分文无法启程。

  仅凭浓墨的流转与笔迹的纵横,很难把控他写下这些字句时的心态,悲哀?愤怒?亦或焦虑?无论如何,这时的林风眠展现了难得一见的脆弱,这与众人熟悉的“林校长”相距甚远。

  时间拉回3年前的1924年,法国斯特拉斯堡共和国广场上的莱茵宫正热闹非凡: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开幕了,参展艺术家之一、刚刚25岁的林风眠展出了14幅油画和28幅彩墨画,展品最多。他19岁就往法国留学,在人生最美好年华目睹当时国际最前方的艺术潮流。此时正如一束刚汲取充分营养的花苞,踌躇满志,急待开放。

  恰好,懂花惜花之人此时也来到了莱茵宫。

  时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的蔡元培正旅居斯特拉斯堡,并被特邀为展览筹备委员会名誉会长。就在这次展览上,林风眠的《摸索》被他一眼相中,认为是中国现代美术中最富哲理的杰作。展览后,在林文铮引荐下,蔡元培携夫人前往林风眠家中访问,住了三天,两人促膝长谈,彼此欣赏,蔡元培更是力邀他回国发展艺术教育事业。

  当时中国百废待兴正是用人之际,蔡元培是学界领袖,对再塑国民精神有禅精积虑的思考,他的美育代宗教之梦也正在寻找有力的推行者。当他留意到林风眠画里呈现出的“东西之分”之境界时,着实吃了一惊。“林风眠”由此进入他的视野。

  真心佩服蔡元培看人的眼光,真真极准。要知道当时的林风眠并无名气,亦无荣耀,更无家世背景,最重要的,是才刚刚25岁(林风眠1900年出生,据不同算法,1924年与蔡元培相遇时为24或25岁)。蔡元培不仅给予精神赞许,更在临别时留下200法郎(亦有记载3000法郎)以助。可见,当时林风眠的经济状况便不好。但不久,大劫纷沓:因难产,林风眠的妻与子同时逝去。

  或可从另一封信得窥少许此时林风眠的状态:他先对蔡元培表示感谢:“接来书及三百元,感谢感谢”。忆起刚逝妻儿,他颇为伤感“月光和暖时,携花一束安放墓前,觉得稍稍自慰。”但他并没有沉入悲哀之境,反是再振精神:“我们的生命,总不能永远相续,但学术的进化是由人类生命中之创造一点一点增加上去的,因此我绝不悲欢…”

  若与前信相较,会发现,即使身处如此大悲,林风眠的情绪依然是克制的,表述清晰,运笔温和,此类反差加剧了二人关系的复杂度。

  怀壮志待酬之念的林风眠压制内心悲伤回国,先被蔡元培推荐给北洋政府教育部,后经过学生选举,被聘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校长,成为迄今为止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掌门人。作为一名19岁就留学的青年而言,林风眠的眼光和格局无疑大而全,25岁的年纪更是斗志昂扬,如一名年轻的自由主义战士,高举蔡元培“思想自由、兼容并包”的大旗,望通过艺术运动冲击时局弊暗。

  可开局不利。彼时艺专内门派对立,各势互不相让,好几任校长都无奈辞职。林风眠一接手便大行改革,发表《谈东西艺术之前途》,正式提出“调和东西艺术”,力排众议邀齐白石来教民间绘画,找来法国画家克罗多教油画,还开设了戏剧、雕塑课,欢迎郁达夫、黄怀英、萧友梅、周作人、谢冰心等人来校任教。此外,国内政局亦十分动荡,林风眠却全然不问。迟钝的政治嗅觉和革新的副作用很快让他尝到苦果。

  随后他组织发起北京艺术大会,2000多件作品混合陈列展出,声势之浩大前所未有。这些作品中不少抨击社会、讽刺现实,这激怒了北平政府奉系军阀。林风眠据理力争,当局更声称要将其枪毙。最后还是张学良说:“他一个画画的,大家不必放在眼里。”方才躲过一劫。

  事后,他发表长篇《致全国艺术界书》总结得失,并决定以“决然的态度,向新的方向,继续努力”。1927年7月23日午夜,林风眠借着月色掩护,凄然离开。

  此时若回望开篇提及的那封信,字里行间蕴含的哀与愁隐约可鉴。

  蔡元培没有放弃他,反而再次抛出橄榄枝,将这位暂时深陷泥潭的青年又一次推上了历史舞台的中央。

  1927年9月,受蔡元培邀请,林风眠南下就任南京中华民国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。同年底,又受蔡元培委托负责筹办“国立艺术大学”事宜。1928年2月,林风眠来到杭州,孤山脚下选定校址。3月26日,学生报到,但未正式开学就闹起风潮。此事在日后林风眠入狱所写《狱中陈述》中有一定记叙(限于时代,或有不准之处,仅作参考):“1928年,学校正式成立上课,因校舍不好,同学们不满意几个教员,把校舍内关帝庙铜像打掉了,引起风潮,我为了保持自己的名利地位,我就镇压学生,要他们停止再闹。但他们继续闹,我开除了一个或两个学生。”

  如何应对?难道重蹈覆辙,再现北京一幕?

蔡元培先生像

  关键时刻,蔡元培又伸出援手。4月5日,他给林风眠写了封信:“奉电知学潮已平,学生照常上课为慰。弟拟星期五乘夜车往上海,星期六之午车来杭州;为艺术院开学式已举行过,不必说。若尚拟补行,而要弟参与,则最好于星期日(四月八日)行之,因弟星期一仍须回上海,乘夜车赴南京也。今日已函告内子,劝其携威廉与睟盎两儿同于星期六来杭州。如果能来,则威廉拟住女学生寄宿舍,请为留一间空屋。弟及内子拟附住贵寓中(如贵寓不便,则临时改寓湖滨之宾馆亦可,幸勿客气)。被褥枕头等自行携来,下一榻可也。但有扰先生及夫人,殊不安耳。清明时节,故乡好湖山益萦梦寐;重得故人欢聚,欣赏佳作,真大幸运事;希望此次的预定计画,不改忽生阻力。如星期六因事不能来,当电告。”

  从信中内容可知,蔡元培来杭州,既没有选择住在浙江大学校长蒋梦麟家里(他是蔡的学生),也不住西湖豪华的新新饭店,而是要住在林风眠家里。当时,林风眠位于玉泉的宅邸尚未建造,他自己尚且寓居在平屋里。

  此举其实用心良苦。当时林风眠刚刚28岁,从国外回来不久,羽翼未丰,对内既难服众,对外亦无名望,如何担当起一所国立艺术院校长之职?通过此种方式,蔡元培直截了当地昭示天下:他是多么器重这个青年。

 

林风眠先生像

  开学典礼上,蔡元培发表讲话,没有直接提学潮的事,只是说:“艺术院不但是教学生,仍是为教职员创作而设的。学生愿意跟他们创作的就可以进来,不然不必来这里。”这些行为极大地支持了林风眠,也缓和了学生的对立情绪,风潮平息,学校顺利开学上课,年轻的林风眠也由此名声鹊起。 但几份林风眠婉拒蔡元培荐人之信却为这段关系增添了不同色彩。

  先看林风眠是如何“拒绝”蔡元培的:

  敝校训导主任一席现已聘定有人,承介王君镇球,容有机缘再当延揽

  承介郎鲁逊君来校,得诵惠书…敝校雕塑教授业经聘得俄人卡孟斯基及刘开渠君担任,刘君不久即将归国,该班课程现由俄教员代授,其余教课均经聘定有人,亦无添聘教员之必要…容得机缘再当延揽

  承介张君光钊来校,本当遵命延用…敝校本年以来经费奇窘,原有教职员均经裁减,暂时穷苦,无得位置,容候机缘再当延揽…

  章夫人德怡女士确在我校任图案系写生书教师,一时改为教授,因各方情况恐难办到,有机会时当…

  或婉言谢绝,或直接表示不行,或直面问题所在,林风眠的策略颇多。

  再看林风眠如何向蔡元培推荐人:

  介有杨适生君,云南人,前风眠长北京艺专时…成绩颇佳,昨南来,欲往朱培德总指挥处服务,敬请先生代写介绍信…

  接至友赵志游君来函,自脱离政界,赋闲狼藉,注全力于工业之研究…长寿电灯泡等工业品,复加研究国产油…并同友人合办康乐化学厂制造药品及化学原料,近复撰著工程化学书,如此人才,任其闲居,殊为可惜,且赋闲日久个人生活亦发生问题…

  …志友赵志游君为留法前辈,学习水利及工程,毕业于法国中央大学…志游君一人其学识、经验久为风眠仰慕,而先生谅亦有所闻焉…先生领导下之中央研究院谋一研究位置…先生学界泰斗,求才若渴,对此国内鲜有之工程及水利建设之人才,谅亦乐此延揽,倘先生能允,非独赵君感激,风眠亦感同身受也…

  舍弟文琏现拟投考上海交通大学,肆业,诚恐学业浅疏难邀录,所拟请于黎校长处代为先容,如蒙慧允,即赐函介绍,考期已近,并乞早日赐下,是所感幸。

  从以上这些信件往来中,可探两人有趣的关系。虽无血缘,蔡元培却如父亲般呵护照顾林风眠,他感恩,却坚守原则,如人事方面,并没有因为蔡元培的推荐而一律遵从,而是坚定地听从内心。目前虽无更多资料以助理解这些婉拒的复杂原因和关系,但至少,知识分子的风骨殊为可贵。

  群学君在《大学虽已遍天下,世间再无蔡元培》一文中指出,“时至今日,就中国大学的改革和发展来说,蔡元培依然是一座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峰。”而他一手提拔与支持的林风眠与其相近,虽任要职,却守着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。

  1928—1937这10年,林风眠在这块实现自己“艺术救国”理想的最佳土壤上,缔结了坚强的艺术群体:克罗多、吴大羽、李风白、李超士、王悦之、蔡威廉、方干民、叶云、潘天寿、李苦禅、张光、李金发、王静远、刘开渠、孙福熙、陶元庆、王子云、雷圭元、林文铮、姜丹书、李朴园…这些当年不过二三十岁的青年,都是卓有成效的开拓者。他们拥共享之愿,却各具个性,正如艺术教育大纲中提出的:“本校艺术教育的方针是不偏不倚的立场,以忠于艺术,促使吾国文化恢复其过去的光荣为目的。”

  90年过去,艺术教育更好了吗?

  2018年4月9日,中国美术学院建校90周年校庆之时,举办了“危机与潜能—国际美术学院院长论坛”,共同就艺术教育问题开启主题讨论。

2018年4月9日,“危机与潜能”国际美术学院院长论坛

  “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,大家觉得在危机和艺术教育还有人类、人类的危机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?”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院长曹意强一开始就抛出了这个质疑。而后发言的哲学家贝尔纳•斯蒂格勒(BernardStiegler)则明确指出陷入危机的原因是人类自己的作茧自缚,但他很乐观“我们将会渡过这个危机,迎刃而解,而对未来,使人类避免命运的话,艺术教育和艺术本身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
  但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世明流露了焦虑:“我们莫名其妙被抛置到一种后历史的状态,多样文化体育的泛化,社会媒体化,艺术史的坐标失效了,艺术市场越来越喧嚣,政治正确和抽象正义遍布各地,各类大展疲惫了,艺术家被席卷入全球艺术展览市场系统中,艺术的社会实践被身份政治和话语政治所绑架,艺术教育越来越多元,同时也越来越浅薄。原创力和批判力越来越匮乏,在全球范围内,当代艺术沦为一种创意产业,艺术家充斥艺术界,充斥着各类艺术的衍生品。”他更直言,这不但是艺术和学院的危机,更是人的危机,自1935年诞生后,从此再也没有退场。

  时间依然流逝,你我只是幕间一员,没人可以看见未来。高世明曾用艾略特的《荒原》来结束讲演,不妨也为本文结语:“4月是最残忍的月份,荒地上长着丁香,把回忆和欲望纠缠在一起,又让春雨,催促那迟钝的根芽。”

 

中国美术学院创办人蔡元培之子—蔡英多参观中国美术学院建校九十周年纪念展,与校庆大展作品中自己父亲与姐姐的艺术形象合影。图片来源:中国美术学院

(文中信件现藏中国美术学院,均为蔡元培先生之子蔡英多先生于中国美术学院90周年校庆之际捐赠,特表感谢!内容识度均未审定,如有质疑,欢迎联系作者或留言交流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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