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走!去故宫看李白
  • 来源:澎湃新闻
  • 时间:2018-04-04

4月2日,“予所收蓄 永存吾土——张伯驹先生诞辰120周年纪念展”在北京故宫武英殿拉开帷幕,展期至5月6日结束。张伯驹以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为己任,甚至变卖家产,亦不改其志。他曾言:“予所收蓄,不必终予身为予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”,此次展览名也源自于张伯驹的民族大义。

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在开幕式上说:“新中国成立前,张伯驹先生与张葱玉、邓以蛰、张大千、徐悲鸿、沈尹默、吴湖帆、启功等诸先生一起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,工作任务为’书画审定’,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,做了大量工作。时值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在市场上陆续发现,张伯驹先生即谏言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,开展书画征集。”
此次展出的古人真迹有唐代李白草书《上阳台帖》卷,宋蔡襄行书自书诗卷,宋吴琚行书杂诗帖卷,宋杨婕妤《百花图》卷,明唐寅《王蜀宫妓图》轴等。大家关注度较高的一部分珍贵文物,如陆机《平复帖》卷、展子虔《游春图》卷、杜牧《张好好诗》卷、范仲淹《道服赞》卷等,尚处于休眠期,为保护文物,本次展览无法展出原作,而以复制品替代。

展厅外景
张伯驹是我国著名的古书画鉴藏家,也是近代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文化名人之一。他自30岁开始收藏中国古代书画,购藏了大量珍贵文物,如现存年代最早、有“法帖之祖”美誉的《平复帖》,传世最早的山水画《游春图》,以及唐代诗人杜牧的存世孤品《张好好诗》,宋代书画佳作《道服赞》《诸上座帖》《雪江归棹图》《百花图》,元代钱选、仇远、赵孟頫、王冕,明代沈周、文徵明、唐寅、陈洪绶,清代吴历、蒋廷锡等艺术史上著名书法家、画家和重要流派的作品,被启功先生誉为“前无古人,后无来者,天下民间收藏第一人”。同时,他在书法、诗词、戏曲等艺术领域均有深厚造诣,享有盛名。本次展览以国有博物馆中经张伯驹先生鉴藏的古书画为限,分故宫博物院、国家博物馆、吉林省博物院三个部分,每部分之下按照文物的时代排序。展品数量共33件套,是张伯驹先生鉴藏书画的一次大汇聚。

关注聚集在《上阳台帖》真迹前
《上阳台帖》真迹现身
此次参展的最为重量级的作品就是《上阳台帖》真迹。

 现场展出的《上阳台帖》真迹
《上阳台帖》卷引首有清高宗弘历楷书题“青莲逸翰”四字,正文右上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“唐李太白上阳台”一行。内容为自咏四言诗,其用笔纵放自如,快健流畅,于苍劲中见挺秀,意态万千。徐邦达先生认为此帖较为粗率,用笔缺少唐代硬毫笔的特征,认为是宋人伪作。启功先生认为此帖有李白题款,有宋徽宗鉴赏的题跋、题签,并且与李白豪迈之风相符,鉴定为李白真迹。此帖曾入北宋宣和内府,后归贾似道,元代经张晏处,明藏项元汴天籁阁。清代先为安岐所得,再入内府,清末流出宫外。民国时入张伯驹手,新中国建立后献给毛泽东主席,1958年此帖转交故宫博物院收藏。

宋徽宗、乾隆等人在《上阳台帖》卷后的题跋
此次展出的真迹《宋蔡襄行书自书诗卷》为蔡襄(1012—1067)所书。蔡襄,字君谟,兴化仙游(今属福建)人。善诗文,书法在当时享有很高的声誉,被推为本朝第一,与苏轼、黄庭坚、米芾并称“宋四家”。
北宋皇祐二年(1050年),蔡襄罢福建转运使,召还汴京修起居注,遂从福州一路北行,历时半年多。沿途见闻有感于怀者,皆成诗章,此卷所书五言、七言诗即是。书写时间当在诗成之后不久,蔡襄时年约40岁。因属个人诗稿,无意求工,故笔致飘逸流畅,点画婉转精美,充分展示了蔡襄中年清健圆润的书风与纯熟的功力。近代朱文均赞云:“此册行楷略备,无不臻美。其婉约处极似虞永兴,而温栗不减柳谏议。盖其能博采约举以自成一家书派者。”此卷原装帧为册,由张伯驹购自朱翼盦,新中国成立后捐献国家。

宋《吴琚行书杂诗帖卷》
上图的宋《吴琚行书杂诗帖卷》,作者为吴琚,“字画类米芾”。全卷以行、草书杂录前人诗句共10则,书于10纸之上,裱为6段,其中数则有缺佚字句。点划精意且多变化,风格生动自然,极似米芾书体。然圆熟婉转,欹正互补,与米芾紧结险峻之风有所不同。此帖曾为清代张应甲收藏,后归张伯驹。1956年由张伯驹潘素夫妇捐献国家。

宋杨婕妤的《百花图》卷(局部)

宋杨婕妤的《百花图》卷(局部)
宋杨婕妤的《百花图》卷,此卷为南宋女画家杨婕妤为宋理宗皇后祝寿所绘制的一幅花卉长卷,分别绘寿春花、长春花、荷花、西施莲、兰花、望仙花、蜀葵、黄蜀葵、胡蜀葵、阇提花、玉李花、宫槐、三星在天、旭日初升、莲桃、海水、瑞芝共17段,每段小楷书标示花名并纪年、题诗。书法娟秀平正,绘画用笔工致纤细,敷色浓丽典雅。杨婕妤又称杨妹子,其法书墨迹传世较多,而绘画作品目前只发现这一件,对研究其绘画面貌意义重大。此卷被张伯驹先生所珍视,他曾写过一首《瑞鹧鸪》,结句“白头赢得对杨花”,即指此卷。1965年,张伯驹潘素夫妇将此卷捐献给吉林省博物院(当时称吉林省博物馆)。

唐寅《王蜀宫妓图》
明唐寅《王蜀宫妓图》轴,此图原名《孟蜀宫妓图》,俗称《四美图》,由明末汪砢玉《珊瑚網•画录》最早定名,沿用至今。近经专文考证,当改为《王蜀宫妓图》,描绘的是五代前蜀后主王衍的后宫故事。作者唐寅(1470—1523),字伯虎,一字子畏,号六如居士,吴县(今江苏苏州)人。29岁得中应天府(今南京)第一名“解元”,30岁赴京会试,却受考场舞弊案牵连被斥为吏,此后以卖画为生。其绘画擅长山水、人物、花鸟各科。画法早年受沈周、文徵明影响,30余岁时拜周臣为师,主宗南宗“院体”一路,后泛学宋元诸家,自成一体。绘画上与沈周、文徵明、仇英并称“吴门四家”,诗文上与祝允明、文徵明、徐祯卿并称“江南四才子”。画面中四个歌舞宫女正在整妆待君王召唤侍奉。她们头戴金莲花冠,身着云霞彩饰的道衣,面施胭脂,体貌丰润中不失娟秀,情态端庄而又娇媚。此图为唐寅人物画中工笔重彩一路画风的代表作品,设色鲜明,既有浓淡、冷暖色彩的强烈对比,又有相近色泽的巧妙过渡和搭配,使整体色调丰富而又和谐,浓艳中兼具清雅。作品画风带有雅俗共赏的艺术特色。
一生半在春游中
张伯驹曾说:“余昔因隋展子虔《游春图》,自号「春游主人」,集词友结「展春词社」。晚岁于役长春,更作《春游琐谈》、《春游词》,乃知余一生半在春游中。”张伯驹此话,极言《游春图》对自己的影响。
隋展子虔(传)的《游春图》,为绢本,幅前宋徽宗题“展子虔游春图”。描绘了官宦贵族在春光明媚的季节郊外“踏青”的游乐场面,整幅以自然风光为主,人物殿阁点缀其间,人们或骑马,或步行,或乘船,在花团锦簇的湖光山色中流连忘返。画家在创作中较好地表现了“远近山川,咫尺千里”的空间效果,“丈山、尺树、寸马、豆人”,比例关系适宜,改变了六朝“人大于山,水不容泛”的无空间山水面目,造型手法更为丰富,写实能力明显提高。在用笔设色上,以青绿勾填法绘山石,局部则以金线勾描,鲜明纯净,呈现出一种富丽堂皇的古拙美。此图的时代归属在学术界目前尚有争议,但在中国古代绘画史上,它仍然是早期青绿山水里程碑式的佳作。

隋展子虔(传)《游春图》
游春图被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幅画作,历代书画界都将其奉为绝无仅有的极品,有人称它是“国宝中的国宝”。此次《游春图》展出的为复制品。
《游春图》为张伯驹在1945年忍痛将弓弦胡同原购李莲英的一处占地十三亩的房院出售,凑足二百二十两黄金购得。

 游春图(局部)
同样价值极为重要,但这次展览中以复制品出现的是晋陆机草隶书《平复帖》卷。
此卷为西晋著名文学家、书法家陆机(261—303)写的一封信札,共9行,计84字,是用秃笔写于麻纸上的。因文中有“恐难平复”之语,故名。全帖笔意婉转,风格平淡质朴,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,它一方面是隶书发展过程中的标本,更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过渡的重要佐证,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。

现场展出的《平复帖》复制品
《平复帖》内容涉及3个人物,贺循,字彦先,是陆机的朋友,身体多病,难以痊愈。陆机说他能够维持现状,已经可庆,又有子侍奉,可以无忧了。吴子杨,以前曾到过陆家,但未受到重视。如今将西行,复来相见,其威仪举动,自有一种较前不同的气宇轩昂之美。最后说到夏伯荣,他因寇乱阻隔,没有消息。此帖宋代入宣和内府,明万历间归韩世能、韩逢禧父子,再归张丑。清初递经葛君常、王济、冯铨、梁清标、安岐等人之手,后归入乾隆内府,再赐给皇十一子成亲王永瑆。光绪年间为恭亲王奕訢所有,并由其孙溥伟、溥儒继承。后溥儒为筹集亲丧费用,将此帖待价而沽,经傅增湘从中斡旋,最终由张伯驹以巨金购得。张伯驹、潘素夫妇于1956年将此帖捐献国家。

 同样以复制品出现的还有杜牧《张好好诗》
该卷书用麻纸,制作相当精细。书用硬笔,笔法劲健,颇多叉笔。这些都是唐代书法的用纸、笔法的特点。《宣和书谱》一书评杜牧书法:“气格雄健,与文章相表里”,是说作者诗文、书法有统一的风格。卷前有宋徽宗书签“唐杜牧张好好诗”,并钤有宋徽宗的诸玺印,保存着当时内府装潢式样。
其他以复制品出现的书画:

 明周之冕《百花图卷》

清吴历《兴福庵感旧图》卷
“予所收蓄,不必终予身为予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”
张伯驹先生收藏,初时出于爱好,后则以保护祖国文物不外流为己任,甚至变卖家产,亦不改其志。他曾言:“予所收蓄,不必终予身为予有,但使永存吾土,世传有绪”,体现出崇高的爱国情操。自20世纪50年代起,张伯驹先生化私为公,陆续将所藏大部分精品书画捐献或转让给国家。
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对于张伯驹先生予以高度肯定。在开幕式上,单院长说:“新中国成立前,张伯驹先生与张葱玉、邓以蛰、张大千、徐悲鸿、沈尹默、吴湖帆、启功等诸先生一起被聘为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,工作任务为’书画审定’,为故宫博物院收购清宫流散书画出谋划策,做了大量工作。时值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在市场上陆续发现,张伯驹先生即谏言故宫博物院两项办法,尽早开展征集工作:一、所有《赏溥杰单》内者,不论真赝,统由故宫博物院价购收回;二、选精品。经过审查价购收回。经过张伯驹的考订,1198件中除赝迹及不甚重要者外,有关历史艺术价值之品约有四、五百件。按当时价格无需过巨经费便可大部收回。”
“1946年底,北京古玩商马霁川从东北带回20余件文物推荐给故宫博物院。张伯驹先生不仅给出了具体的审定意见,而且将他所了解的信息,及时反馈给故宫博物院。他曾向马衡院长建言:余主张宁收一件精品,不收若干普通之品。所以,当发现精品文物在市场上出现时,他多会优先推荐故宫博物院收购,如范仲淹《道服赞》由北京古玩商靳伯声从东北购得。他居中协调,商定以黄金110两卖给故宫博物院。”

张伯驹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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